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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厂往事:在重庆新华印刷厂的光辉岁月

1951年,戴光斗(后排左3)和新华厂同事在西南革大学习。

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(早前报道《重庆珍档丨他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:从桂林逃往重庆,我睡在棺材板上》)。戴光斗祖籍广西桂林,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的《大公报》社当印刷学徒,在《大公报》这个文化大家庭中一路成长。1944年9月12日,印制桂林大撤退前《大公报》最后一期报纸后,戴光斗九死一生,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。1949年后,戴光斗随《大公报》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,完成过《红旗》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、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《巴金选集》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,颇多建树。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戴老爷子传奇般的大公和新华印务生涯。

粗鲁人

戴光斗1945年9月到重庆《大公报》,就住在佛图关下李子坝的大公报印刷厂职工宿舍里面。他说:“听说重庆《大公报》原来在白街,遭日本飞机轰炸了,才搬到李子坝。重庆环境,我根本不熟。重庆人一讲话就‘给老子给老子’的,我也很不习惯。后头我认识了厂里打纸型的唐炳铎,他是天津《大公报》的老人。他觉得我比较斯文,跟那些人不一样,我们就聊天。我说重庆人怎么搞得这么粗鲁?他说你不要这么说,自古巴蜀出了很多文明人。我也觉得他说话跟一般的工人师傅不一样,有点板眼。他说你还是读点书,写写日记。他借我看的书是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在大学》,很接近我的生活,对我的触动很大。”

唐炳铎思想比较进步,跟新华日报的女记者杨刚很熟。“有一天,唐炳铎对我说,你应该换个工作。他想把我介绍到新华日报去。当时在重庆,要进新华日报工作的人,必须有杨刚的名片和签字,碰巧她刚到美国去了,这事就没干成。抗战胜利后,老唐就第一批复员回天津去恢复《大公报》了。他走的时候,我哭得不得了。”

野球队

桂林《大公报》和重庆《大公报》的感觉,好像是两回事了。“桂林《大公报》是一个大家庭,到了重庆就不一样了,工人是工人,职员是职员,分得清楚得很。工人的厕所,职员的厕所,那是绝对不能搞混的,职员的工资也比工人高得多。”

但戴光斗的工资一个人用,也绰绰有余,还养了一个野球队。“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打篮球。在桂林,我是从小在街上踢野足球。广东有个球王叫李惠堂,40年代,他在桂林踢球的时候,我们就跟到他的屁股后面转。重庆很不容易找到平坝子,所以打篮球比较盛行。当时重庆有个很有名的辎重16团篮球队,在全国打得很好的,我们《大公报》有一个球队,在重庆也打得不错。我们也想打篮球,但跟不上他们的水平。我就承头和师兄弟自己组织了一个球队,因为我花的钱最多,他们就说干脆你取个戴光斗球队,我说那不行,就取了个名字叫迈。当时重庆,这点很好,你组织了一个球队,只要到夫子池运动场去报名,礼拜天就安排你比赛。我们也去比赛过,我打前锋,打一场输一场。”

1949年以后,除香港《大公报》保留之外,全国各地的《大公报》全部关停并转。“1950年5月,李子坝《大公报》印刷厂的厂房、设备和部分人员,全部划给新华印刷厂,新华厂是把30多个大大小小的印刷厂收拢来挂牌成立的。我也过去了。最先,大家都不愿意转过去, 军代表就给我做工作。我有在桂林打的那个进步文化的底子在,也积极,我也想进入革命队伍。我就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。动员了大约有100多人过去,人还在李子坝,但是身份变了,当时叫进国营厂。厂里头也把我第一个派出去读革大。”

印毛选

1950年代的新华厂叫西南新华印刷厂,管云贵川藏的印务。“社会印件一律不接,就是管印书,教科书、政策文件。当时新华社的社论,除了报纸登以外,还要出单行本,也叫活页文选,有些是不过夜的哟,今天出了,明天就要跟到印出来。在印刷方面,我分管铅印车间,不分昼夜,也不知道累,吃住在厂里。为了鼓励生产,我第一个画生产图表,哪个做了什么,哪个的工作量完成得怎么样?小红旗往上面一插,那个鼓动性相当大。”

西南局后来撤销,西南新华印刷厂改名重庆新华印刷厂。“1953年以后,列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,就搬到杨家坪来了。第一台机器是我带过去亲自组装的。当时我们厂在全国都算好的,现代化的苏式厂房,地盘大,绿化相当好,别人把我们厂误认为是公园,公园化的工厂。”

新华印刷厂专印被称为“重大任务”的印刷件。“凡是接到重大任务的印刷件,我们都很紧张。后来印毛主席像。那时印毛主席像,不是随便哪个单位都可以印,最先只有北京、上海可以印,文革以后,重庆才开始可以自己印了。”

戴光斗之子、摄影家戴前锋,从小就在父亲的厂里,在纸张、油墨和铅字之间灯晃。他说:“我还记得文革时,只要中央新的文件下来就要印刷,就要选人。选起的人,全部戴起牌牌,才能进出车间,那个车间完全封锁,不是哪个人都可进出的。”

“第一次接到印毛选的任务,搞得好紧张哟。市委宣传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办公室,那个主任和出版社的社长、我们的厂长、书记,一起把任务交给我。任务艰巨光荣,要选最好的设备,最可靠的人。再就是质量标准。虽然纸型是北京发来的,不用校对文字,但纸面和印面,都要校对一下,因为怕纸张上有尘埃,有颗粒。出了错误就不得了。”

所以,最后还是要校对,校对阵容也相当豪华。“全部从大学里面调讲师、教授来当临时校对。印一张他们就看一张,一页一页地读。印前打样也要校对,印的过程当中,每印到3千张或者5千的时候,也要抽样出来看,就怕有颗粒把版子压坏了;装订完了之后还要看一道,是不是有错漏。”

来源:上游新闻·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图/刘景活喜马拉雅书店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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